經歷了近五年的經濟下行之后，伴隨著一系列穩增長措施效果逐漸顯現，中國經濟的部分宏觀領先指標已經有企穩跡象。然而，由于新供給形成和擴張動力不足，整個經濟缺乏向上反彈復蘇的動力。如果不采取更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即便階段性觸底，也可能出現“L”型走勢，帶來一系列與通貨緊縮、局部衰退相伴隨的潛在風險。為了確保中國經濟健康穩定運行，盡早觸底復蘇，當前最有效的措施是下決心擴大減稅力度，并用發行國債彌補財政缺口，既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又可以提高社會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開啟中國經濟增長新周期。

　　宏觀稅負過重，八成企業盼減稅

　　有關統計表明，2013 年我國全部政府收入為20.87 萬億元，占GDP 的比重達到36.7% ;2014 年為23.67 萬億元，占GDP 的比重達到37.2%。上述宏觀稅負略微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平均比發展中國家水平高近10 個百分點。而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后，我國企業的稅費負擔高達40% 左右，超過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經歷了連續60 多個月的經濟持續下行之后，原本就過高的稅費負擔，連同近幾年持續上升的人工成本、融資成本、地租成本等，大幅侵蝕著企業的利潤，不僅嚴重影響了創業的積極性，并且正在把成百萬家企業逼到虧損的境地或掙扎在盈虧平衡線的邊緣。

　　近兩年，中央政府在減輕企業負擔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出臺一系列針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以“營改增”為代表的結構性減稅措施，等等。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4 年底，中國共對小微企業減免稅款612 億元;因“營改增”帶來減稅合計達到1918 億元。但是，相對于2014 年23.67 萬億的政府收入而言，上述減稅力度，顯然只是“毛毛雨”，不僅無法刺激企業投資、無法激發“大眾創業、萬重創新”，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對個別服務業還變成結構性增稅。

　　某項對企業家的抽樣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在各項穩增長期望措施中，選擇減稅的呼聲最高，選擇該項訴求的企業比例達到80%。

　　低赤字的發債條件使中國有實力擴大減稅

　　要使中國企業真正感受到負擔減輕，使中國居民感受到稅后收入的增加，從而刺激投資、提高消費，必須放棄在邊緣稅種上小打小鬧。盡早選擇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主要稅種，全面大幅下調稅率。

　　2014 年，我國全部政府收入為23.67 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財政收入為14.04 萬億元，稅收收入為10.38 萬億元。2014 年，我國企業和居民主要負擔的幾項稅收是：企業所得稅2.46 萬億元，增值稅3.09 萬億元，營業稅1.78萬億元，個人所得稅收入0.738 萬億元。

　　如果我們能夠在一年的時間內，減稅3萬億元，即減少企業所得稅1 萬億元，減少增值稅1 萬億元，減少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各0.5 萬億元，將大幅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

　　從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來看，3萬億元的減稅相當于減少全部政府收入的12.67%，減少稅收28.90%。如果將減稅計劃分攤在兩年執行，相當于每年減稅15%。

　　更重要的是，由此所造成的財政缺口，完全可以通過發行等量的國債予以彌補。從當前中國較低的赤字率來看，增加發行3萬億左右規模的國債，完全是可行的。

　　當前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率不過2.4%，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年末債務占當年GDP 的比重為56%，也遠低于美國100%、日本250% 的負債率水平。部分媒體在夸大中國隱形地方債務的時候，也沒有考慮中國“資產負債率”的資產端——哪個國家像我國一樣擁有龐大的土地、資源和國有企業資產?與2014 年末我國國債余額實際數9.57 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4 萬億元相比，中國僅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就高達117.11 萬億元，所有者權益為39.43 萬億元。

　　因此，在經濟低迷的時刻，為了切實降低企業負擔，為了實實在在地增加居民收入，減稅3 萬億、同時增發3 萬億國債來彌補大規模減稅所帶來的財政缺口，是完全可行的。

　　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

　　首先，大規模減稅可以極大地刺激投資和消費增長，激發經濟恢復可持續增長的動力。近代歷史上減稅力度最大的是里根政府，他不僅把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率在33 個月內減少了23%，而且還把利息、紅利稅率都下調了20%，大幅下調企業所得稅、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經過上述減稅刺激后，美國經濟從1982 年的負增長迅速上升到1983 年全年增長了6.5%，其中個別季度經濟增長水平高達8%。如此迅速地恢復增長活力，在近幾十年的經濟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能夠達到這樣經濟效果的靈丹妙藥只有減稅!企業減輕稅負后，投資意愿將重新煥發，根據投資乘數理論，當總投資增加時，國民收入和就業的增加將達到投資增量的數倍。居民的稅負減輕之后，消費支出也會增加，一筆初始消費基金的支出，可以帶動整個消費鏈增加若干倍于此的消費增量，經濟也將進入良性循環。

　　其次，在經濟低迷時減稅，在未來經濟過熱、有通貨膨脹風險時償還，把未來經濟景氣或過熱階段的資源提前到目前經濟低迷階段使用，不僅有利于當前經濟企穩回升，也有利于避免下一輪經濟過熱的發生，是熨平經濟波動的有效手段。對于政府而言，在減稅刺激下經濟恢復增長以后，在降低的稅率下政府可以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20世紀60 年代面對一輪新的經濟衰退，美國總統肯尼迪也曾實施過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根據美國財政部在改革前的預測，由于減稅，五年內財政收入可能會大幅減少，但實際上反而有所增加。

　　第三，在當前資產配置荒的金融市場背景下發行些國債，還可以有效吸納社會限制資金，避免金融泡沫，進一步提高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

　　總之，對于處于連續五年下行底部的中國經濟而言，數百萬家企業正掙扎在盈虧平衡線，大量中小企業掙扎在倒閉的邊緣，全國平均稅收成本每下降一個百分點，就會有幾十萬、上百萬家企業扭虧為盈，避免倒閉，甚至從此煥發出勃勃生機。此時中國應抓住有力時機，下決心擴大減稅力度，并且進一步從供給側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供給效率，降低資金成本;提高土地供給效率，降低資源成本;提高勞動供給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制度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創新效率，降低技術成本，以全面減稅為起點的新供給改革，將推動中國經濟開啟新一輪上升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