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榮譽會長黃怒波在中歐校友大講壇上發表了演講，以下為部分演講精彩內容：

　　什么叫企業家?什么是企業家精神?西方的理論認為“破壞性創新是一個企業家的天職”，馬克斯·韋伯把企業家定位在“創新”，熊彼特也有一句話：“一旦企業家不創新，他就不再是企業家了。”

　　企業家精神陷入“狼圖騰”困境

　　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釋放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通過破壞性創新把資源重新組合，就有了馬云、李書福、柳傳志這些人。

　　然而，企業家精神充分釋放的同時，我們也陷入了狼性競爭的困境。30多年來我們不顧一切，迅猛發展;我們破壞地球，污染環境;我們野蠻擴張，惡性競爭，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你不做狼就沒法生存。做首富的人天天睡不著覺，生怕哪一天突然被人占了先機。企業家在一塊兒討論很多的是這個病那個病，討論安眠藥如何選擇……國家以發展為首要目的，以GDP增長為優先考量的時候，問題和麻煩也隨之出現。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逐漸激烈，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開始出現，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

　　再說到當下的創業熱潮。很多根本不具備創業能力的人也急功近利地投身創業，要知道創業成功是偶然的。我們跟俞敏洪設立了一個創業營，拿出1個億輔導大學生創業，收集的六七千個創業項目里面竟然挑不出三個滿意的。

　　我現在思考的問題是：財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企業家應當如何貢獻另外一種價值?

　　現在的中國實際上已經到了一個價值重估的時代，作為一個中國的企業家，作為被西方的企業倫理培養出來的中歐人，回到問題的原點，我思考的是如何重塑屬于這個時代的企業家精神的問題。

　　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我選擇回到歷史中去，回到儒家理論和佛教倫理中去尋找我的答案。

　　重塑新時代的企業家精神

　　講到中國最早的企業家，這個人應該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子貢，孔子的十弟子之一，他是一個商人，為孔子周游列國提供資助。有一天子貢問孔子，用現在的話大意是說：“老師，我現在已經做到了貧而不諂，富而不驕，你看我是不是已經很好了?”孔子告訴他：“不對，你要做到貧而樂道，富而有理。”可以說，“貧而樂道，富而有理”這八個字是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對“商人”提出的要求。

　　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一些優秀的商人，比如范蠡和白圭二人。范蠡看到發大水就開始造車，因為大水之后必有大旱，到時候車就派上了用場。然后他在大旱的年代又開始做船，因為大旱之后必有大澇。范蠡的行為告訴世人，經商之道在于判斷和預測。

　　白圭是魏國的宰相，被后人奉為商業之祖，他認為一名合格的商人需要具備四個要素，即智、勇、仁、強。“智”指要懂得變通，隨著這個商場的行情變化，我們現在叫轉型，改變，要有靈活性;“勇”是善于決斷;“仁”是能夠滿足人的需求，還要考慮社會責任;“強”就是要有恒心有耐力。

　　到了明清時期，中國開始形成“儒商”的概念。儒商叫儒而商，亦商亦儒，以儒學修飾他的商事，儒商多是為官者出來經商。明清時期的商人特別多，連明正德皇帝在北京也開了好多店鋪。明清也是個全民創業的時代，10個老百姓7個在創業，歷史多么巧合。

　　子貢、白圭和明清的儒商經商的目的可以概括為四個字——造福社會。儒家講求仁義禮智信，其目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天的我們經商干什么?也應該是為了造福社會。從這個角度來講，研究儒家倫理和企業家精神的關系這個課題，應該有人來做。

　　佛教倫理提倡的是“修行”。其中的“修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能否與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一對應上?佛教中的利他之心是否也能跟我們倡導的企業家精神相匹配?回到儒教倫理和佛教倫理中去，研究出新的企業家精神的倫理，我覺得這是相當有意義的。